“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英语教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以往以应试教育为重心的教学体系所具有的严重弊端，尤其是对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忽视，亦已得到愈来愈充分的显现，促使多层次英语教学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多大、中、小学均摒弃了以灌输语法知识为轴心的传统教学体系而采用侧重实际交际能力、能使学生在实际语境中学习英语的体系。笔者在承担南京大学非英语专业博士生英语教学工作中，也进行了适应博士生需要的、以国际学术交流实用英语教学为重心的教学体系改革。经过9届的教学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正是在从事这种最高学历层次上的英语教学改革实践的过程中，笔者逐步认识到我国英语教学迄今仍普遍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由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用学与跨文化交流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学”这一理念，已逐步成为我国外语界的共识。加大外语教学的文化含量，已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非常值得欢迎与肯定的。然而，纵观我国多层次英语教学，在增大文化含量上却有着一种共通的片面性，即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内容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的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

的确，对一种自然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及其多层面背景有相当的了解，是成功地习得该种语言并运用其进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无论是汉语“交流”，还是英语的“communication”一词，其所表示的交际行为都是“双向”的。跨文化交流决不能仅局限于对交流对象的“理解”方面，而且还有与交际对象的“文化共享”和对交际对象的“文化影响”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后两者对于成功交际则更为重要。如果说，由于以往英语教学西方文化含量的缺乏，导致了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的多层面交流障碍（主要是“理解障碍”），那么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含量几近于空白的状况，对于国际交流的负面影响则更为严重。我们不难观察到，许多有相当英文程度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人交往过程中，始终显示不出来自古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当西方同行怀着敬意探询Confucianism／Taoism（儒／道）的真谛时，我们的学者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更有甚者，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不知令西方人也十分崇敬的孔夫子的英文译名是Confucious，还有人闹出把Mencius（孟子）奉为异国圣者而译为“门修斯”的笑语。在笔者从事博士生英语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了如下绝非个别的现象：有些博士生有较高的基础英语水平，也有较高的中国文化修养，但是一旦进入英语交流语境，立即呈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在日常汉语交流中所表现出的中国文化底蕴就显得苍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基础英语教学的一大缺陷。

近年来，在南京大学博士生英语教学中，我们正在逐步把博士生英语阅读课程之重心改为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宗教及文学艺术的英文文献阅读，并将其作为国际学术交流实用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受到广大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的普遍欢迎。但是，这种“亡羊补牢”之举的作用自然是十分有限的。要真正克服我国英语教学的上述缺陷，就应当把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教育贯穿到各层次英语教学之中。我国英语界和中国文化界同仁应携手研究有关教学内容的合理配置，使学生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水平与基础英语水平的提高及对西方文化背景的了解呈同步增长之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者与国人在使用英语进行交流过程中具有坚实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操守。

许多中外学者都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发挥愈益重要作用的世纪。然而，在短期内使汉语成为国际交流的主体语言，显然是不可能的。面对英语作为实际的“世界语”的现实，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无疑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必经途径。所有从事国际交流的中国人，尤其是各界学者都应担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与世界人民共享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责任。在多层次英语教学中系统引入和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既是成功地开展跨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全球化大趋势下文化互补与融合的时代需求。唯有如此，才能为世人所期盼的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在新世纪的产生提供必要的文化积淀。因此，中国文化英语表达之教学，无疑应成为我国各层次英语教学共同担负的重要任务。